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在这里提出来和大家一起商量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无论是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一个话题，古典经济学当中叫做社会总劳动的配置，西方主流经济学当中我们叫资源的配置方式。所有经济学家都关注了这个核心的问题，在社会生产当中如何让社会生产变得更合理、更有效率，这是所有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但是，马克思指出社会总劳动的配置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方式，所以，我们才需要结合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结合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来分析其特殊的经济规律。在这一点上《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做了分析。
既然社会所有形态都是社会总劳动的配置，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是离不开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样的分工条件下，社会总劳动的配置是通过商品的分散化生产以及商品的流通整合起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的划分。由于有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剩余劳动是被一个特定的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恰恰是通过资产阶级盈利的方式，不断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本身就是社会总劳动配置“合理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在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过程当中就意味着社会总劳动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了更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是脱胎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具有资本盈利主导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发现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这种矛盾我认为不仅仅体现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资矛盾，更体现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的一系列的矛盾，最主要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恰恰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说未来社会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实际上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实现社会总劳动的配置，社会总劳动的合理配置要超过社会总资本运动的框架限制。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一般性，但是社会主义恰恰是在社会总劳动配置的具体社会形式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形式，不同于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具体矛盾形式。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们都要把它理解为一般的自然历史过程。当我们具体分析问题时，是否遵循这个原则就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成长、有成熟甚至消亡的过程，社会主义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社会主义是这样，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成熟期还是处于初级的状态？如果处于初级的状态，一定会有着很多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痕迹，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一定会保留着资本主义某种的特征？保留资本主义运行的特点？同时也包含了资本主义若干矛盾？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要求。
我们看到有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从概念推演出来的社会主义来看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认识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要从历史发展角度，要看历史发展的趋向是越来越靠近资本主义的成熟状态还是越来越远离这样的状态。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主要是从社会总劳动配置的具体形式来超越，换句话说就是对社会总资本的运动有超越。要实现这种超越有两点需要抓住，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分别对应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自发的市场流通。
我们从马克思对于《资本论》关于社会总资本矛盾论的分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自发生产是造成一系列宏观经济矛盾的根源，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国家治理一定要凸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我们仍然要实现社会总劳动的合理配置，要实现更合理效益的社会总劳动分配。我们仍然要不断实现必要劳动的减少，剩余劳动的增大。剩余劳动或者用于将来的积累，或者用于劳动的节约，一定意味着劳动者个人不断从生产过程当中解放出来，完成个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本主义是以资本盈利的方式强制性地实现这一点，自然产生了一系列的阶级矛盾和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当中比例失衡的矛盾。我们应该通过公有制、国家治理在这个方面实现超越，从而实现劳动配置的合理，最后让这种劳动配置的合理服务于人们的需要。